深刻的怀念——记家兄张毅二三事
作者:张光杰   
2012-09-14 12:45

家兄张毅,字雄飞,在我们兄弟中,他排第四。在堂兄弟中他排行第七。家里长辈称他飞七,我称他飞哥,有时叫他七哥。我们年轻时分散在各地入学读书。每年寒暑假都回家相聚。后来我到上海继续升学和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上海解放前他由香港转道解放区大连,以后转到遵义的长远岁月里又有多次短暂的叙首。他为人正直真挚、勤奋学习、热爱科学、热爱祖国、追求革命、对党真诚,为我国医学和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献出毕生精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经历是不平凡的,充满活力的,令人敬仰的。他的高尚品德,坚强意志和为党为国的奉献精神,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我感受很深,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永远是子孙辈和后代学习的楷模。每当我回忆过去与他相处时的往事,他那令人敬佩的生动形象,就会重现在我的脑海,引起我深刻的怀念。

顽强的学习精神

我从小就看到他手不离卷,刻苦攻读的一股劲,书本对他有巨大的吸引力。读书学习成了他极大的嗜好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我家有个读书楼,我们兄弟小时候都是在这楼上启蒙入学,后来升入高小,中学,大学。寒暑假放学回家也都是在这个楼上温习功课,我的几个哥哥都勤奋好学,而他最为突出,每个寒暑假期,他在家的日日夜夜,除吃饭睡觉外,几乎都是在这个楼上度过的,他每天清晨起来,就在楼上开始学习,直到深夜才入睡。很少到外面去跑一跑。那时我家晚上照明用的是蜡油灯,他日里不休息,晚上又在光线很弱的灯下看书,时间多了,他的眼睛也渐渐成了近视。听六哥说,他在云山高小和岳云中学考试成绩都是优等的。他进入湘雅医学院开始时功课跟不上,因为这是一所用英文课本教学的学校,而他在普通中学所学的英文基础太差了。听课记笔记阅读课本都极困难,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日夜捧着课本和字典,硬是一字一句的勤读强记,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克服外文难关,把功课赶上去了。六哥非常赞许他这种坚持不懈的学习劲头。他经常以自己的学习经验体会勉励我说:“要学好外文,非下一点功夫不行”。

1933年冬,我来上海升学,那年寒假和翌年暑假期间,就住在他的宿舍里,我晚上一般八点多钟就入睡了,他总要到十点多钟回宿舍就寝,后来知学校图书馆开放到晚上十点钟,他在那里看完书后才离开,长期如此,已经习以为常了。1935年夏庚子赔款赴英留学招考,其中只有一个医科名额,他应考获得录取,显示了他多年孜孜不倦刻苦学习所积累的超人学识。在留英的三年里,日夜不停地抓紧学习,进行科学实验,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扫四旧把他家里珍藏的所有外文原版书籍全部丢到屋外烧掉了,他大惑不解,深为惋惜,甚至流了眼泪,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在任何困难和挫折面前,从不皱一下眉头,但科技书籍是他获取知识的源泉,工作离不开学习,书本对他是多么需要,多么珍贵啊!

学以致用,勇于实践

他学医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人类健康服务。他肄业湘雅医学院的那几年里,每逢寒暑假期间回到家里除抓紧课程复习外,总是要挤出一些时间,乐于将所学医学知识,热心为乡人义务治病,解除病人痛苦,看成是他应有的职责。以前乡下孕妇产期是请接生婆用老法接生,手术落后,不讲求消毒卫生,很不安全,常致产妇婴儿感染引起发热等各种病症。产妇户褥热症状时有发生。他在我乡提倡新法接生,对近邻几位接生婆传授新法接生手术。先亲自为几个产妇动手术作为示范,详细讲述避免细菌感染常识,强调手术人员必须修剪指甲、洗涤双手,对手术用剪刀清洗消毒等清洁卫生的重要意义,使助产手术能确保安全。新法接生,就这样在我乡推展开了。乡下由于卫生条件差,乡民患皮肤病的很多,他就地取材,采用了几种土方药剂,施行治疗。有一男性病例,头颈后部生有一个尺多长的血瘤,形如米袋,拖在背上,经用火焰消毒的大铁钉穿刺,排除淤血后,辅以消毒解读的药物治疗,竟获痊愈,一时传为奇迹。那时乡下只有中药店,买不到西药。

关心弟妹和姪辈的学习成长

他平时表情严肃,不大言笑,但平易近人,以满腔热情关心兄弟子姪的学习。我和弟弟小时贪玩,二姐体弱功课抓得不紧,在高小的学习成绩都不大好,他每逢假期回家在读书楼上学习,总是要抽一些时间不厌其烦的辅导我们复习功课,他那耐心而又认真的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方法以及他那好学不倦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使我们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心,而不知不觉地逐渐对学习重视起来。二姐在女子高中毕业后,父亲没有让她继续升学,那时社会上还有旧的思想束缚,像我家能送女子外出读到高小毕业算是开明的了。但二姐呆在家里,却一病数月,卧床不起,一直医治无效,他非常关心着急,意识到这是一种犹豫症,不是药物所能凑效的,他与六哥商量,一同向父亲建议,允许二姐升学,之后二姐的身体很快痊愈,考取了女子中学,毕业后能自食其力,担任高小教学。我在师范毕业后,无力升学,在乡下高小教了四年书。他出国时,母亲和六哥来上海为他和嫂嫂祖德培举办了婚事。在此以前的一年半里,他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为我修改英文作业,有几个节假日,他还抽假买了点心同嫂嫂到学校宿舍来看我。正值我在温课,他们显得很高兴,他当时虽已任教,收入并不宽裕,却担负了我的我的生活和入学费用,留英期间,也是每学期汇钱给我,关切之情使我深受鼓舞,走上药物生产和科研的岗位。五哥的长子国泰、四哥的二子国仁、五哥三子国储都是在他的关怀照顾下,完成学业的。国仁、国储都在大连医学院、遵义医学院担任了教学,成了医学院校的骨干,兄弟遇有困难,他总是无私的伸出援助之手,他为大家庭分忧解困,为弟妹晚辈的成长,真不知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啊!

追求进步,投身革命

1922年,我与二姐也到了长沙进入中学肄业,假日到他学校里去有几次见他在宿舍里与同学议论时事,争得面红耳赤。那时湖南处在军阀黑暗统治下,全国各地也是军阀割据,横行霸道,你争我夺,连年内战不息,人民处于无自由无权利的地位,倍受剥削压迫与摧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工人掀起了反对压迫,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罢工斗争,长沙也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列强侵略的学生运动。1925年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出学校、参加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1926年他读7年级的时候,因为他的进步爱国行动,触怒了反动的学校当局而被开除。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随即来到武汉大学医科学习,由于匆促离校,未及随带入党证明,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但他服从革命的需要。不久,他参将了叶挺将军所率领的北伐均军部队,担任上尉军医,为抢救北伐军伤病展示,进行紧张的医疗工作。他无所畏惧,随部队来到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后来随南征军转战各地。潮阳一战,遭到失败,他与部队组织失去联系,只身躲藏在田禾里,逃脱了敌人魔爪。得到一个农民的资助,于1927年春回到家乡。在那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刻,他抑制不住悲愤的心情,终日沉默寡欢,唯有认真讲课,为人民尽一点力,聊以解愁。接着他受聘湘乡春元中学又教了半年英文。那时宁乡正在反动团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他只得远离家乡,在兄长的赞助和一些同学的支援下,经由武汉大学医科转入上海中央医学院(后改上海医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留学任教,一心扑在医学教育与科研工作上。1949年,党所领导的解放军取得胜利,他心情振奋,在上海还未解放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绕道香港投奔解放区¬大连。争取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1961年,他光荣地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了党的怀抱。

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日子里,兄弟叙旧,他精神饱满畅谈伟大祖国建设的光明前景,显得从未有过的高兴,他勉励我加强学习,跟上革命形势,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流露出他那股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他担任大连医学院副院长兼药理教研室主任,以高度的责任心,极大的干劲,认真教学,培养研究生,开启医药科学研究工作。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典第一版编篆委员会通讯委员,许多法定的中草药进行了编撰工作,他带动药理教研组同事一起,搞中草药医研究,并长期坚持下来,1956年中国医学会和中国药学会联合在北京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我们意外地在北京会见了,都感到很愉快。谈了别后各自的工作情况,他听到上海制药工业有了很大进步发展时说:“今后还得加强研究和技术交流,学会活动很重要,可以在技术交流方面做很多工作。”期间有一天,那是一个令人兴奋,值得纪念的日子,代表们被召到中南海,周总理和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接见两个学会的主要负责骨干,他也在内,随后与我们全体代表一起照了像,我们沉浸在欢乐之中。在整个会议期间,我有时在中午或晚上抽空与几位上海代表去游览名胜,而他抓紧时间同他一些认识的代表交谈,没有与我一同到外面去玩过,我深深知道,他对于玩是很少有兴趣的。

十年动乱期间,得知他受“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打成“叛徒”“特务”,关进牛棚,长期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生活不许家人照顾,只拿及微薄的生活费,营养极差。1968年因学校内迁遵义,他只身路经上海,住在我家。他比以前瘦弱苍老多了。对于他的不幸遭遇,我不敢多问,怕引起他的伤感。但他虽受到莫大的委屈和无辜的凌辱,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心中坦荡荡,对于强加的罪名并不在乎,我从未听到过半句对党不满的话,只是对社会主义遭受空前浩劫,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陷于停滞,为之痛心。他有老骥伏枥的精神,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尽管每天被罚要去打扫和烧锅炉等繁重劳动,已疲乏不堪,他仍要抓紧学习,积极钻研,他坚信党是伟大的,党和人民一定能胜利的。

横行了十年的“四人帮”被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粉碎了,他所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恢复了全部工作和职务,冤案也在不久得到澄清。他老当益壮,以无比的热情重新投入教学科研第一线,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的医学教育科研事业。为了编写药理教材,曾两次来到上海,争分夺秒,日夜忙碌不停,很少外出,共待三个月的时间,只到我家来过两次,一般都是我前去看望他。1979年9月,我和爱人、小女去遵义,住在他家一个多星期,他还是那样忙,星期天也不肯休息。晚上电视,一般只看新闻联播。1980年,他在武汉编写教材完毕回遵义不久,就病倒了。我和爱人于当年十一月中旬前去看望,他已住进医院,身体被病魔严重摧残,已很少进食,但他极力控制住难以忍受的病痛,仍关心着学院的工作,艰难地修改研究论文和英文摘要稿。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他招收的五个研究生还未毕业。计划还要编写几本书。他对我说“我如能多活一年,能争取完成未了的工作就行了!”我安慰他说“你一定会好的,希望安心治疗。”我不敢在他和嫂嫂面前流露出悲痛的心情,只得暗中流泪。我当时还希望他通过有效药物精心治疗,能够逐渐好转。11月下旬我们在病床前与他告别回到上海,不料没有几天,就接到噩耗,他离开了人世。我真懊悔没有在他身边多等几天,多么令人心碎啊!根据他的临终前嘱咐,家人把遗体交给医院解剖,作为他最后对人民的贡献。

这就是他一生献身医学教育、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崇高的革命精神,是我们永远也不忘的。他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一代一代地继承他的遗志,全心全意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1984年1月27日

作者简介:
       张光杰,张毅教授的弟弟。

最后更新于:2012-09-14 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