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教授心路历程
作者:张众   
2012-09-14 12:31

张毅教授是我生父的胞弟,更是我视如亲生的父亲(叔父在赴英国留学之前,经家中长辈安排,选了当时3岁的我作为继子)。

张毅教授一生经历了启蒙立志、投身民主革命、入读名校、留学英伦,并逐步成长为专家学者的人生道路。忆及这位至亲至敬的长辈,往事点滴、历历在目。我也曾多次撰写回忆文章。因本书著有《传略》,所以在此略去张毅教授往昔历程,再次着墨记述让我记忆犹新的、张毅教授关怀指导我夫妻成长进步的往事,和让我感喟不已的、他老人家对党的矢志追随、对生死的客观豁达、对事业的坚毅执著。

叔父于1938年秋回国后,一直在上医工作。抗战胜利后,全国民众向往和平,要求改善民生。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加之各级官员的贪腐无能,以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叔父身为教授每月的工资甚至不如在救济总署做护士的婶母。由于资金短缺,叔父的科研无法继续。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发起各地民众,首先是青年学生、工人,奋起反抗,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上海医学院的学生也参加了斗争行列。在国共两党处于决战之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着跟谁走、走什么道路的选择。当时曾有国民党人士动员叔父去台湾,当局的警务人员对他的住宅区进行调查,窥探他的动向。是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派沈其益(大连医学院第一任院长沈其震之弟)邀请叔父到解放区工作,他欣然同意。于1949年2月冒着危险秘密离沪,经香港由海路抵达大连。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热情地投身于大连医学院的创建与教学工作。

在大连医学院任职之初,叔父为药理教研室主任,兼教务长,后来又增加了副院长、大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暨大连市民盟主任委员,此外还有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理学会理事等学术界职务。记得在大连医学院工作期间,我们还常有机会与叔父交流。在科研方面,叔父对我们的教诲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课题要创新,要有新发现,或提出新见解。其次,写作要实事求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多少实事说多少话”。1957年,我妻子谢丰培调入大连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不久,叔父关心她的工作情况。当时她在帮助高年资的教师整理临床病理资料。叔父听取她的汇报后指出:“选取的研究资料要全面、可靠,结合文献复习,根据事实,总结实际资料,提出理论性的见解。” 1960年前后,我在外科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研究,当时,响应号召,我们年轻人头脑欠冷静。叔父受院领导之托,参与对我们论文的审阅。每篇文章他都逐字逐句认真阅读,耐心指出某个结论“缺乏事实根据”,或“事实根据不足”,这使我们的头脑冷静下来许多。

1961年7月经大连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周洪生与书记杜李介绍,叔父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早年脱党的历史疑点有待查清,旋即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他在此次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我逐步看清了我们的国家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才能推翻帝、封、官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日益富强繁荣。我因此拥护和赞成党的事业。但这种拥护和赞同还有个人利益成分,认为国家繁荣了,自己的生活才有保障,才能提高。由于自己出身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和工农不一致,对消灭阶级和剥削,自己并非欢欣鼓舞。这些年来,看到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废寝忘食,甚至不惜为党牺牲生命;我看到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无不从劳动人民利益出发,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赞成。全国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个个精神奋发忘我劳动,这一切使我深受感动,思想感情逐渐和党与劳动人民接近起来,逐渐能关注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认为应该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叔父正是以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标准在新时代继续修养身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刚到大连不久,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曾先后聘请叔父到北京工作。他对实验研究、写论文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两所科学院的实验条件比大连医学院的显然会好得多。他请示医学院的党委后,考虑到学校对他的需要,婉言地谢绝了北京方面的邀请。上世纪五十年代,婶妈入院接受妇科手术治疗。叔父因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亲自照顾,嘱咐当时在外科工作的我定时到病房代为关照。1963年伯伦弟医学院毕业,报考自己父亲的药理专业研究生。当时22岁的伯伦与另一位35岁共产党员考生的总成绩相比只低一分。从年龄方面看,伯伦的优势显然要大得多,但是考虑到录取标准中又红又专的规定,叔父选择了那位党员。这些事例表明在公私关系中,叔父时时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家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叔父以四条‘罪行’受到了‘革命专政’,被抄家、蹲牛棚、挨批斗。其四条‘罪状’是‘叛徒’、‘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祖师爷’。《健康报》2007年8月13日人物版所载当时目击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那天,造反派像拖…… (我不愿直接引用原文中此二字—张众)一样把他拖出来,拖的人跑得很快,瘦弱的张毅副市长伸着两条腿在地上无力地挣扎着。那一刻,我的心灵被刺痛了。生命的尊严怎么可以遭受如此践踏。”1969年5月,张毅作为‘牛鬼蛇神’被押送,随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在遵义医学院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在校内公共浴室当清扫工人并负责浇灌校园中新栽种的树苗。年近七旬的老人工作认真细心,获得大家的好评。 在蹲牛棚时,一次工宣队提讯他,问道:“你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他回答说:“张公百忍。”令对方颇感惊异。其实,这正是他认为祖辈传承的为人宗旨的真谛之一。

1969的11月,未随大医南迁而暂留大连的婶妈来遵义。婶妈抵遵那日,我陪同叔父到车站去接,老人与我同坐在火车站前石台上等待着久别的亲人。叔父一如既往,与我很少交谈,一直面带微笑。在得知婶妈要来遵义之前不久,校方才分给叔父一间约略20平方米的住房。条件虽很简陋,但老两口重聚,生活有人照料,这对叔父来说,是件可心的事。1971年上半年,叔父奉命参加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研究。他已是七十古稀之人,与一批中青年教师医生一起赴农村巡回,爬山涉水,逐村转移,走乡串户,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每日生活费4角钱。对下乡干部上面规定‘五不吃’(鱼肉等五类食物不准吃)。老人能有此机会参加实际工作,非常高兴,终日乐此不疲。后因不慎失足跌倒,自山坡滑落,不得已,提前离队返回遵义。待到1976年,文革中加给他的各项不实罪名得到完全昭雪。

1980年7月,婶妈发觉叔父腹部较前饱满,当时正值在外地开会。回到遵义,谈及此事,是日,叔父偶觉不适,我为他老人家做检查,发现上腹部有一包块。请来叶兴杰、陈荣殿二位教授会诊,立即住院,行剖腹探查,诊断腹腔肿瘤,未能切除。住院期间,叔父事事配合,多次对为他进行诊治护理的人员表示:“我是你们的患者,一切听从你们安排”。遵义医学院领导从重庆、上海请来会诊的专家都是叔父的学生。老人家诚恳地说;“我现在是病人,是你们的学生,要向你们学习。”住院之初,药理教研室派人于晚间轮流照顾他们的老师。没过几天,叔父即耐心地劝阻不要如此,说道:“这样会耽误教研室的工作,何况有的同志家中有小孩或病人,晚间不宜离开家。大家如此照顾我,我很不安,睡不好觉。”“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晚间一定不要再派人来。”出于无奈,教研室只好取消了夜间的轮班陪护。

住院期间进行化疗,对叔父的体力消耗很大,但是他依然一直不断地关心教研室的工作。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老人家仍挣扎着批阅研究生们的论文。初始时在病榻上半坐着,但是极度虚弱的老人过不了片刻就得改为侧卧,用一只手把稿件铺在墙上或悬空手持稿件艰难地认真阅读,另一只手,颤抖着执笔修改,看一会儿,改几句,歇一阵,这样断断续续地坚持到认为满意方肯罢休。就在逝世前十六个小时,他心中惦记着的还是工作,询问研究生们实验进展情况,轻声地唸叨着:“人总是要死的啊。可我还有五个研究生没有毕业,我还要再编写几本书,如能多给我一年时间,我就很高兴了。”在他生命最后的时日里,不断高烧寒战,不能进食,持续腹胀,频繁呕吐。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时时刻刻承受着腹腔巨大肿块(经病理解剖证实胃壁肿瘤重达十多斤)的折磨,但是这位可敬的老人不愿影响他人,自己默默地在静卧着,强忍病痛,从未听到过他发出呻吟,藉以安慰我们在一旁守护着的人。叔父在他弥留之际向我谈到他对自己一生所做的简要评论。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做出甚么特别贡献,只是把自己所有的知识技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年轻同志,通过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说,他只不过起了垫脚石的作用,没有当绊脚石,没有阻碍社会进展。遗憾的是:“解放后,自己对学术研究抓得不够,时间少。” 希望我们汲取这个教训。

叔父病重临危之际,经贵州省委批准,恢复他的共产党党籍。当时在场的叔伦弟说,省委组织部的来人宣读文件,令叔父十分激动,痛哭失声流泪不已。叔伦弟从未想到,也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在人前如此难以自控。他联想到五十多年前,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后与党失掉联系,却仍戴着红帽子悄悄地躲避反共分子的白色恐怖;十九年前,他第二次加入共产党,又因这个历史疑点被取消了党籍;文革中,给扣上了几顶白帽子,身心备受‘四人帮’红色恐怖的折腾。如今,终归得到党组织的完全信任,在人生几近终点时,第三次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罕见的痛哭流泪,充分表达了他大喜过望感激涕零的复杂心情。

叔父临终前嘱我为他做遗体解剖,以明确诊断,帮助临床总结经验教训;将肿瘤标本保存用于教学。并嘱咐家人,遗体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连海域,全然回归大自然,不占人间区区一穴。叔父一生谦虚谨慎,宽厚虔诚,衷心耿耿,奉公克己,为国为民,胸怀磊落,坦坦荡荡,高风亮节,展现着一位真正共产党人永生的、崇高无私的伟大精神。

2012年5月8日 于 洛杉

最后更新于:2012-11-01 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