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传略

 

文脉相承  诗礼传家

张毅于1902年11月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巷子口的一个中医家庭。张氏宗族是南宋抗金统帅张浚和其子张栻的第26代和第25代嫡系后人。在张氏族谱中张浚和张栻分别被称为魏公和宣公。张栻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岳麓书院创始人之一。

张氏祖辈即崇尚、传承理学治世待人之道。张毅幼年曾在父亲指导下学习《史记》、《汉书》及《王船山遗书》,尽管其中词藻深奥难懂,但父亲仍耐心反复地为之讲解,以期阐明船山先生致力民族复兴的思想宗旨。

重视教育, 诗礼传家是张家的传统。张毅的祖父母曾教育后代:“凡吾子孙,无论家况如何,应一一资遣之使学,学不期显位於时,惟毋坠我张氏诗书一线之绪”。张家有六子,其中三个儿子大学毕业,两个大专毕业,一个高中毕业。在当时的乡下是极为罕见的。

与人为善是张家的另一理念。张家祠堂的对联即是 “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张毅的父亲是地主,但他一生刻苦学习祖国传统医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作为行善的手段,待人处世崇尚“和为贵”。也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家的祖坟,在当地的乡下是唯一没被破坏的。

1913—1916年,张毅就读于号称湖南宁乡新文化运动中心与革命摇篮的云山高等小学堂。该校始建于1865年,原名云山书院,是当时宁乡县主要的教育阵地,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长沙地区革命前辈中的“宁乡四髯”,姜孟周、何叔衡、王凌波、谢觉哉都曾应聘在云山执教。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创办《青年杂志》(后名《新青年》),发动反封建、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云山学校在当时成为宁乡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基地。二十世纪20年代,毛泽东考察宁乡农民运动时就曾择居在云山。自云山学校毕业的少年中,后来不乏成长为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共和国开国将领甘泗琪上将。

初入小学的张毅,读书并不用功,有时会挨老师的板子。经过家庭与小学几年的启蒙教育,少年张毅开始醒悟,自尊的理念被提升为要立大志、做大事。他在高小毕业考试的作文《毕业后志愿》中申言:“我愿进入陆军学校,以后当一名大军官。”他意识到如欲在以后的事业中名列前茅,首先在校成绩要拔得头筹。从此,他坚持每日从清晨到深夜除就寝进餐外,不玩耍、不闲聊,全部时间几乎都用于读书学习,因而他的个性由燥变为静。从读书中获得智慧与力量,感受到人生的乐趣。经过刻苦努力,他的学习成绩不断上升,小学毕业考试终于名列榜首。在以后中学、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他都以取得跻身人前的成绩为目标,一辈子都在读书进取、增长才智。

民主启蒙  爱国熏陶

张毅于1917年7月至1921年7月在长沙岳云中学就读。岳云中学是湖南最早开办的中学之一,以“勤恪忠毅”为校训,提倡科学救国与体育救国。何叔衡与徐特立当时都是校中的老师。革命先辈徐特立和谢觉哉先后给张毅教过语文课和伦理课。百年岳云英才辈出,有杨开慧、何孟雄等先烈,李启汉、谢伯瑜、潘心源、邓华、廖耀湘、刘永尧以及丁玲、贺绿汀、洛夫等一大批革命斗士及文化科技界精英。

在岳云中学学习期间,张毅变得更为刻苦。在当时的中学,英语老师最神气,坐轿子到学校来上课。许多人认为这个先生了不起,会讲外国话。可在张毅心中就很不平,为什么会讲洋话就了不起?外国人就一定比中国人强?中学期间,父亲每学期开学会给他一窜钱零用,但他在校不花分文,直到放假回家仍原封不动。冬天放假,天下着雪,他还是穿草鞋步行一百多里路回家。中学毕业时,张毅又取得了第一名。

1915年,毛泽东由北平回到长沙建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湘江评论》与《学生救国报》。张毅及他在长沙求学的几位兄弟都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当时学生中流传的主要有三件事:一是洗冷水澡;二是在闹市看书;三是写一手好文章,由此对毛泽东心生敬意。这一时期,张毅定期阅读兄长从北平寄来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从中受到了初步的革命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逐步提高了对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认识,积极支持反军阀的斗争。1919年,北平十三所大中学校学生发动“五四”运动,5月7日长沙大中学校学生群起声援。“五四”以来,岳云中学师生积极参加了长沙市的群众运动。

立志学医  曲折求学

1921年,中学毕业的张毅受父亲影响,选择学医。1921年7月考取长沙市雅礼大学,入读医学预科。1924年7月转入湘雅医学院学习。湘雅医学院是基督教教会主办的名牌学校。各门课程一律以英文讲授并采用英文教材。张毅在中学的成绩优异,但入大学后,以他的英语水平应付日常学业仍相当困难。开始两年的基础课学习中,基本是在学习英文,每天花十多个小时,翻坏了三本英汉字典,终于达到听、说、读、写应付自如。那时,专业课老师一般都不备课,想到什么讲什么,一堂课下来学不到太多东西,但是,只要英语好,课后就可到图书馆自学。

正当张毅在实验室、图书馆和课堂之间奔走学习之际, 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军进驻长沙。长沙郊外农民运动蓬勃兴起,长沙城内工人和学生运动迅猛发展。张毅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运动,在斗争中经同学李明俊介绍,张毅加入了国民党,不久又在李明俊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湘雅医学院系美国教会创办,在激烈的革命斗争冲击下,学校当局决定停办,并将在校学生转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继续完成学业。张毅等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被视为“赤色分子”,不予转学。无奈之下,几经周折,张毅于1927年转到武汉大学医学院学习。转学时没有办理组织关系,因而与共产党失去了组织联系。

到武汉2个月后,张毅加入叶挺部队担任上尉军医。叶挺是北伐名将,部队军纪良好。部队里赫赫有名的贺龙、周恩来、朱德待人和气,平易近人。作为军医,张毅曾与这些高级将领同乘一节车箱,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张毅随叶挺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旋即跟随起义部队南下福建长汀和广东潮州,在海陆丰战役中,战斗部队冲过河后,被敌人阻断,致使后续部队和后勤人员无法跟上,部队被击散。张毅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藏身于农田草垛,躲过了敌军搜捕。一位当地农民与他调换服装,又经一位同情起义部队的船商资助,乘船由福建经上海返回湖南。那时,长沙宁乡一带反共势力猖狂,到处捕杀赤色分子。1928年2月至1929年7月,他先后在远离巷子口老家的宁乡林山寺小学和湘乡春元中学教书。躲过了反共分子的搜捕。但令张毅大半生都感到困惑、遗憾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堂兄与家中长辈商议,在他不在的情况下替他签名、宣布脱离中共党组织。

远渡重洋  潜心研究

在乡下教学期间,张毅收到一封上海同学的来信,介绍他去上海医学院继续读书。1929年秋,经颜福庆院长批准,张毅入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学习。上医的教授大部分原在湘雅任职,很多是留美学者。学校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方法与湘雅基本相同,教材与讲课均用英语。能进入这样的学府,张毅异常高兴,终日勤学苦读。1932年夏毕业时,由于成绩优秀,张毅留校任教。自1933年起,上海医学院参与选拔利用庚子赔款派送出国留学生。1935年夏,张毅在参加考试的400余考生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其中唯一的医学名额。

1935年,张毅来到英国伦敦大学,师承著名生理学教授伊文思(Evans C.I.)。后来,为了能够多学知识、能从事药理学本行,1936年夏季,张毅转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药物、药理、治疗学系学习。系主任正是国际著名药理学家、受体学说的奠基人克拉克(Clark A.J.)教授。张毅留英期间主要从事脊椎动物心脏生理、生化机能与药物作用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围绕哺乳动物心脏的新陈代谢、心脏能量来源以及在缺氧条件下,药物对心脏新陈代谢的影响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发表研究论文5篇。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曾被伊文思主编的《生理学进展》,及美国药理学家索尔门(Sollmann T.)主编的《药理学指南》所引用。

在英国学习期间,张毅潜心研究,既不看电影,也不外出参观旅游。除睡觉吃饭外,其余时间全部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连世界著名的白金汉宫、圣保罗大教堂、伦敦铁塔等名胜也未曾一游。经过三年刻苦钻研,张毅取得了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两个博士学位。毕业之时,克拉克教授热情的祝贺并赞扬张毅说:“祝贺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你的论文是我多年没见到过的好文章!”。

克拉克教授破例邀请张毅全家(张毅妻子和女儿)到家做客,并赠送珍贵礼物。导师挽留张毅继续留在英国,开展研究工作。张毅婉言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回家后他对妻子说:“外国条件再好,工资再高,也没有意思。我们是中国人,不能留在外国,替外国人搞科研工作。我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应该把我们的力量贡献给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张毅毅然决然地携妻女回到了陷入抗日战火中的祖国。

红色医家  建树丰硕

1938年秋张毅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已被日本占领。他继续在上海医学院药理科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药理科主任,期间曾兼任上海天丰药厂厂长,负责技术指导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和上海医学院麻醉科吴珏教授、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黄耀曾教授合作研究,完成了论文《脊椎动物心脏乳酸的活性》、《几种新合成的局部麻醉药的毒性麻醉效能》、《几种新合成麻醉药的合成方法》等,在《英国生理学季刊》和《英国药理学和治疗学》上发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确立了张毅作为中国药理学界领军人物的学术地位。

1947年初,因解放战争急需军医。我党利用苏军托管旅大市的特殊地理环境,创办了关东医学院。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全国胜利在望。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大连创建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大连大学。关东医学院被并入,改名大连大学医学院,学制五年。原新四军卫生部长、著名医学家、教育家沈其震出任首任院长。学校于1949年1月正式招生。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沈其震院长利用其在爱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先后到香港、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招聘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服务。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派沈其益(沈其震之弟)邀请张毅到解放区工作,张毅欣然同意。1949年2月,时为上海医学院药理科主任的张毅教授冒着危险秘密离沪,经香港由海路抵达大连。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大连医学院的创建中。

呕心沥血  投身教育

1949年初,张毅教授满怀对新中国的向往,来到大连医学院担任教务长兼药理科主任。当年他48岁,正是人生最成熟有为的年华。大连医学院由专科改为正规的5年制本科。在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筹建新校舍、增添新设备、制定培养目标、建立各级教学组织、安排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怎样安排生产实习等方面,工作繁多,可谓“百废待兴”。 作为沈其震院长的助手,张毅教授主管教学、科研及师资队伍的建设,在医学院的建设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教务长,他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结合中国实际,主张课时不宜过多,教学内容宜少而精,通过启发式讲授,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院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主席,他严格按照教学规律办事,重大问题依靠教研组主任做出决定。在教学中他强调有经验的教师上第一线,重视对学生基本知识、基础理论的讲授和基本操作的训练,强调既要教知识、更要教方法。大连医学院严谨、规范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全国的医学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建国之初,大连医学院接受卫生部委托举办药理学高级师资进修班,为新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药理学人才,培养了数批大学和中专药理专业教师。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大连医学院即在国内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这一切归功于以张毅教授为代表的,早期来到大连参加医学院建校的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很高的专业素养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有执著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正是这一切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连医学院工作期间,张毅被聘为国家一级教授、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理学会理事。1958年起,张毅任大连医学院副院长、大连市副市长、大连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暨民盟大连市主任委员等。

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国务院决定将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1969年5月,张毅随南迁专列火车抵达遵义。在遵义工作时期,张毅曾担任遵义医学院副院长、药理教研室主任等职务,他同样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和心血,为遵义医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矢志不渝  百忍流芳

1961年7月经大连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周洪生与书记杜李介绍,张毅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内,由于脱党的历史疑点有待查清,于1965年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
1966年,一场文化革命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1968年9月的一天,一批红卫兵突然冲到张毅家中查抄,并将他关进“牛棚”。紧接着,在校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牛鬼蛇神”示众批斗大会。张毅、吴襄等教授和一些党政干部成为批斗对象。张毅的罪名是“叛徒”、“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自此,张毅不仅离开了他钟爱的教学科研工作,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非人的折磨不能磨灭张毅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当提讯人员问到张毅人生座右铭时,他的回答是:“张公百忍。”忍是大度,是宽容;忍是责任,是担当;忍是考验,更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在张毅教授的人生磨砺中,我们感悟了坚毅卓绝、百忍成金。

1969年5月,张毅随大医南迁至遵义医学院,住宿舍、吃食堂、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清扫公共浴池,负责给校园内新树苗浇水。他的工作认真细致,获得教工们一致好评。

1971年上半年,张毅被派参加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工作。他以七十高龄之躯与中青年医生、教工一道,赴湄潭县农村巡回医疗。爬山涉水,逐村串户,每日生活费4角钱,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为了能工作他还是乐此不疲。老乡怜惜他,送上一些肉、蛋之类食物,但他总是婉言谢绝,严格地遵守当时政府对干部下乡提出的“五不准”。

1972年,张毅获准可以进实验室工作,从事自民间草药中提取治疗“老慢气”的新药,制造小白鼠哮喘症的实验模型。他终日观察实验动物的变化,手持秒表,每隔一定时间,记录单位时间内小白鼠咳嗽的次数。他不厌其烦,数十日坚持不懈。1974年,张毅重回药理教研室工作。1976年获得平反。

1980年11月,在张毅重病垂危之际,经遵义医学院党委申报,贵州省委批准,恢复了张毅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张毅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丹心向党、终尝夙愿。

专注科研  学贯中西

作为新中国药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奠基者,张毅热爱祖国医药事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张毅教授根据建国初期科研条件和技术水平,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研究重点放在中草药上。中医药在我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但中药作用机制用现代医学理论很难加以解释。张毅主张采用现代科学实验方法对常用中药及其化学成分进行实验研究,着重阐明药物作用机制,发现中药新的疗效或新的作用机制,从而实现中国人自己的新药发现。在他的领导下,药理和药学有关教研室的教师、研究生对常用中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广泛筛选的基础上,集中目标对具体药物的有效成分进行给药途径、量-效关系以及作用原理的分析,系统地研究整理了具有利尿、降压、抗癌、降血糖及止咳、平喘等类别中草药百余种,并对有效单体的药效学与药代动力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论文30余篇。这些研究在国内可谓开创先河,不仅推动了中药药理研究,为临床用药提供了论据。而且开辟了我国新药研制工作的科学路径。

由于师承国际著名药理学家、“受体学说”的奠基人克拉克(Clark A.J.)教授。张毅对药物作用的“受体学说”研究颇深。他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传播药物作用“受体学说”的药理学家之一。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药物作用的受体学说都进行过精辟的论述。他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受体学说的由来和含意以及对受体机制的近代见解。这些著述对于医学生和药理学工作者了解药物作用的机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携后辈  言传身教 

张毅教授始终把年轻教师的培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为每个年轻教师配一位高年资指导教师,上讲台之前,要由老教师反复修改、审阅备课稿。全体教师要反复听其试讲,对课堂内容与方法的组织、利用、乃至板书都要提出建设性意见。正式讲课时,他一定到教室听课并反馈学生意见。他还强调,年轻教师既要会讲课,还要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动手能力,熟练掌握实验技巧。他主张科研实践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此外,他还经常以最快的速度将最新的知识写成学术报告讲稿,派人送到附属医院的相关科室征求意见后,让年轻教师去讲授。这不仅极大地锻炼、培养和提高了年轻教师,更受到临床医生们的真诚欢迎。

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首批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业务荒废已久的各级教师纷纷重返课堂。广大教师普遍希望加强业务学习和外语学习。药理教研组恢复了定期的学术活动。并且每周半天的专业英语学习,由张毅教授亲自选择教材,亲自辅导,并持之以恒,以提高大家的阅读能力。他还为青年教师指定有关的英文论文,要求他们全文中译,然后逐句、逐字地为他们修改,以提高他们的笔译技巧。

张毅教授十分重视教材建设。建国之初全国没有通用的教材, 1951年张毅教授编写了《应用药理学》由大连医学院出版,被一些学校所采用。他对药理学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发展十分敏感,很注意在他的著述中加以汲取而不墨守成规。他编写的教材,文字简练、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启发性强,学生读了易懂因而别具一格,很受学生的欢迎。1958年他受卫生部委托主编供全国药学专业使用的《药理学》教材,由张昌绍教授担任主审。同时他担任由张昌绍教授主编的供医学专业使用的《药理学》教材的主审工作。1964年,张毅教授和张昌绍教授联合主编了大型的药理学参考书《药理学总论》。

严谨勤奋  堪称表率

张毅教授治学严谨,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可谓如醉如痴。除了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到院部开会外,总是在教研组工作,从没有见过他迟到或早退。他的案头总是排满新到的英文书藉或杂志,他始终忙于阅读或写作,很少听到他说话。几乎除睡觉时间外,他手不离卷,连走路都在看书、看报。即使在“文革”时期、地处贵州,他也总能把最新的科学进展掌握到手,并以学术讲座的形式传授给年轻人,使他们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科学前沿进展。

张毅教授对研究生的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在预试验阶段,无论多忙,张教授都要亲自观察,做记录,有时过了吃饭时间仍不间断。他常常深入实验现场,观察和了解所用的方法是否可靠、指标够不够客观、重复性如何、动物的状况是否符合实验本身的需要等等。并非常强调一定要记好并保留实验的原始记录。张毅认为,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不断求新、不断进取,但他十分强调,在科学问题上,一定要讲求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有多少事实就说多少话,既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从事物外在的表现中理清其内在的规律,从而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一步。任何投机取巧、抄袭、造假、行骗等行为都是违背起码的科学道德,其结果不但害了别人最终也会害了自己。他强调:对于一切科学成果的利用或发表都必须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随心所欲。他常常告诫大家:做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神秘,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既不要夸大,也不能缩小。张毅教授言传身教几十年,深深影响了他身边的几代教师和广大学生。

张教授对他的学生说:“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严师出高徒。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真,搞科学研究必须要实事求是,阴性结果也是结果。”有些人对阴性结果没有正确认识,认为阴性结果就是失败,但张毅教授告诫他们,只要操作正确,得出什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阴性结果可以使别人少走弯路。

学术泰斗  一代名师

张毅教授从他自身成长的体验中得出结论,年青人应当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经受锻炼。他一向主张人才培养一定要早些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单靠读书是远远不够的。张教授的传、帮、带作用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向如此,一生如此。他虽然工作忙,但只要有时间,他就到实验室观察实验,在关键时候给青年人以“点拨”。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从不以权威自居。1977年恢复5年制招生后,张毅教授十分重视学生的实验课教学,他常说:“药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不做实验,药理学科就不会向前发展。”在实验课备课会上,实验总管对学生实验报告的书写格式提出了一份方案,但有的带教老师有不同的意见,实验总管就请张教授写一份示范报告,张教授欣然接受。两天后,由张教授亲手书写的学生实验示范报告贴在了学生的“学习园地”。其大师风范,可见一斑。

张毅教授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该独立思考,态度鲜明,要有自己的创新,不怕做少数派。在 1961年于北京召开的中国生理科学会第一次药理专业学术讨论会上。针对当时片面地强调向苏联学习,张毅教授在讨论中作了如下的发言:“我认为在学术问题上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态度应该鲜明。观点要明确,不要模棱两可。其次,在学术问题上要有自己的创造,提倡标新立异,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怕做少数派。一个新的创造性的见解在开始时常常是不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在我国优越的条件下,为了创立新医药学派,更需要我们在学习前人和国内外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无论是老年工作者或青年工作者都应如此。”这一切也正是张毅教授鼓励争鸣、尊重少术、学术作风民主的真实体现。在科研工作中,他还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分工与协作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

经全国科协批准,1979年9月中国药理学会在成都成立。在大会开幕式上,张毅教授应邀作了“我国药理学的回顾与展望”专题报告,并为1980年出版的《中国药理学报》写了创刊词。他在创刊词中指出:全国药理学会的成立和《中国药理学报》的出版,必将促使我国药理学以更高速度向前发展。并对该刊提出: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开展理论和分支科学的研究;开展中医中药理论的研究三点希望。在这次大会上,周金黄教授被推选为中国药理学会首任主任委员,张毅教授被推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79年7月,张毅教授因腹部肿瘤住进医院。手术后刚能坐起他就迫不及待地读起书来。教研室同志前来看望,他询问的都是有关教研室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实验进展情况。大家怕他操劳,有意不谈工作,劝他多注意休息。他说:“人活着就要工作,不工作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在病中他一直惦记着:“我还有5个研究生没有毕业,还有几本书要编审,如果能再给我一年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化疗第一疗程,三次用药未见疗效,他的腹围继续增大,加上腹泻和输血反应的折磨,体力愈来愈虚弱。外省请来会诊的专家都曾是张毅教授的学生,他们对老师十分敬重,征询他对治疗的意见,张教授说:“现在我是你们的学生,要向你们学习,听你们的诊治决定。”对院内的医务人员,张教授也一再表示:“现在我是你们的病人,一切听从你们安排。”他立下遗嘱,身后将遗体解剖,把肿瘤制成标本,献给教学、医疗、科研使用。在重病期间,他谦逊地总结自己:“我这一生一没有当绊脚石,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二没有阻碍年轻人的成长。我自己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只是把我自己所有的知识,无保留地告诉了年轻的同志,通过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而我只是起到了垫脚石的作用。”

住院期间,他向同事和学生交待的都是工作:杨彤和张世武还没有独立的研究题目,要关心一下他们;要和贵阳中医研究所植化室加强联系,他们能力很强,提取的东西需要做药理实验,正好可以和我们取长补短;这次两会开得很成功,你去要两份会议资料,一份给周金黄教授寄去,一份给宋书元教授寄去。他身在病房、心里想的却全都是工作。

张毅教授以其睿智博学、贯通中西的才学,成为学术事业人领航人;以其自强不息、严谨勤奋作风,成为科学高峰的攀登者;以其厚德载物、提携后辈的品德,成为学生前行的铺路石;以其热爱祖国、忠诚事业的风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张毅教授虽然离开我们有30多年了,但他兢兢业业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爱国精神,是鼓励后人克服困难、努力进取,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他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